我是一个语言学家，我会说德语，奥地利语，法语，捷克语，一些简单的西班牙语和波兰语，还有俄语，些许乌克兰语。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语言学家主要得益于我的母亲，她曾经是一名教授拉丁语的教师，尽管后来改行去教授德语和法语，但是她一直都没有放弃对我的语言教育；至于剩下的那一部分，则是来源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因为我曾经是德国的第一批装甲部队的成员之一。没错，我去过波兰，去过法国，去过北非利比亚和埃及，然后回到了德国；紧接着又去了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最后去了俄国，不过那个时候上述最后三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苏联’。是的，我曾经作为一名国防军装甲兵效力于第三帝国，并且一直战斗到第三帝国的末日。我见过很多令人难以忍受的战场悲剧，甚至我在意大利见过犹太人的集中营。
最后我又回到了法国，然后在欧洲又绕了一圈，来到了科隆。
战争结束之后我最大的愿望曾经是离开德国，沿着我当年走过的路线再走一次，但是在我走得动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去华约国家里看看，等我走不动的时候，再想去看的时候都已经彻底晚了……
时过境迁，每次当我在收音机，电视机里听到那些主持人报道着关于战争的惨剧，每当我在电脑上看着那些号称花费了巨资制作的战争电影时，我都会在自己心里提出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他们也看到了这部电影，听到了这条新闻，那么他们会怎么想？
我说的这几个人是：莱因哈特.冯.施耐德，约翰·巴赫，格哈特·施罗德，赫尔穆特·卡尔。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甚至很多德国人都没有听过我的名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出大名的机会，但是谢天谢地当时我拒绝了，所以我们都活到了战争结束，也都很幸运的在后来的联邦德国安家乐业。
我出生于1918年十一月十一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二十年的准备，四年的浴血奋战全部都化为泡影，德意志第二帝国战败，我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或者说等我出来的时候早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脸色阴沉的从前线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手里拿着的是沾满了油污的步枪和生了锈的刺刀，而他们面对的是四年战争所留下来的创伤：空荡荡的家庭，连老鼠都不屑一顾的粮食存储室，还有嗷嗷待哺或者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以及形容枯槁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而他们所能做的却是找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椅子，从自己脏兮兮的衣服口袋里拿出仅剩的两根烟，用颤抖的双手点着了放在嘴边，狠狠地吸上一口。然后离开这里去镇上的酒馆里，而且一定要带上自己的枪，让酒保带上几杯最廉价最劣质的烈酒把自己灌醉不省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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