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忍再问下去，脑袋里像灌满了太多液体的容器，发出沉闷的嗡嗡声。
刘勋的话像传送带上的物体，还在我意识里一截一截地移动。
他的声音被吸纳进我手里这支小小的录音笔，持续发出低鸣。
采访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我索性停下来，细细想着刚才的对话，时而环顾一下四周。
屋子的采光很好，客厅里一片亮堂，摆在客厅门口的两株盆栽像是疏于照顾，看起来病恹恹的。这样晴好的天，我不该来这里的，我本该坐在报社大楼办公室里，吹吹空调，呷着咖啡，猫在电脑前写稿。谁又知道，现在我会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向一个年轻人提些无关痛痒的问题，竟然还妄图揪出一些蛛丝马迹！
我坐立不安，融不进这样的氛围里，和满屋子的悲伤格格不入。
刘勋家的亲戚从门口进来，一个个都拿奇怪的眼神看我。
当然，我得假装什么也没看到，所以连打招呼也省了——谁会在这样的场合打招呼？
刘勋母亲受不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晕过去好几次。一醒来就哭，撕心裂肺的，一直喊着女儿的名字。她原本应该有一张饱满、圆润的脸，但现在这张脸干瘪了，眼眶塌陷，红得厉害。从诊所请来的医生正在给她输液，半透明的吊瓶挂在半空，活像一个悬置在人体之外的器官。医生已经开了药给她服下。这个衰弱的中年妇女现在就躺在床上：吃不下东西，哭个不停，精神状态几近崩溃。
刘勋父亲守在她身边，这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短袖上衣，头发蓬乱，因为过度的悲恸，他看起来十分苍老。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一对夫妇，怎么会对这件事态度如此一致，好像女儿的死是一项忌讳，为了将这忌讳坚持到底，他们选择了沉默。这也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他们对媒体拒之千里，难道是怕采访登出来会成了“家丑”？可是，活生生的女儿莫名其妙死了，怎么会不想探究原因呢？
我暗暗观察着，连呼吸也小心谨慎的，怕声音一大起来，就打破了周围凝固的空气。
我改用探寻的语气问刘勋：“你妈还好吧？”
刘勋扫了我一眼，动了动嘴，没开口。他的眼神无疑是在反问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怎么会好呢？他眼里的愤懑像弥散开来的雾气一样，穿过我们之间的距离，牢牢将我裹了起来。他克制着情绪，试图表现得坚强一点，不过眼神交接那瞬间，我就明白了，他的内心如此惶恐——这个年轻人还没成熟到足以独当一面。
我很难再从他身上打听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
我迟疑着，伸出手，按在刘勋肩膀上，他遗传了父亲的身材，衣服下面，是凸起的肩胛骨。
他抬起头来：“今天就这样吧，说再多也没用……你走吧。”
